2019全國兩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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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年度答卷,新的“委員作業”又開始了

即時 | 2019-03-15 10:01

大會落幕,履職又啟。新一年的委員工作,新的一段征途,新的學習與實踐,又重新開始了。

3月13日上午,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會議通過了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提案委員會關于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和會議的政治決議。

會議通過的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指出,截至3月7日17時,共收到提案5113件。經審查以后立案3859件,并案133件,轉為意見和建議1121件。

在立案提案中,委員提案3499件,占90.67%;集體提案360件,占9.33%。在立案提案中,經濟建設方面提案1484件,占總數的38.46%;政治建設方面提案308件,占7.98%;文化建設方面提案266件,占6.89%;社會建設方面提案1336件,占34.62%;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提案350件,占9.07%;其他方面提案115件,占2.98%。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次大會的提案具有一些新的特點,一是委員的參與面比往屆更廣了,80%以上的委員提交了相關建議和提案;二是委員的質量意識更強了,提案提出更加鄭重,選題更加聚焦,調研更加扎實,建議更加具體,整體質量明顯提高;三是集體提案更多了;四是關注經濟建設和民生問題仍是提案最重要的主體部分。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他在講話中對政協委員提出了三個“崇尚”的希望,即要崇尚學習、加強學習,崇尚創新、勇于創新,崇尚團結、增進團結。

作為教育工作者,對“學習”二字感覺特別親切。學習是成長進步的重要階梯,也是委員履職的基本前提。尤其在這信息時代,只有更加崇尚學習、積極自我學習、持續深化學習,只有做一個終身學習的人,才可能產生正確的行動,才可能做一名受人民信賴的“責任委員”。

10點10分左右,大會結束。我抓緊去找還沒離開的殘聯理事長張海迪,了解殘疾兒童的人數問題。她告訴我,她也很糾結,8500萬殘疾人真正持證的只有不到4000萬,所以義務教育階段的殘疾兒童人數很難精確地告訴我。她歡迎我到殘聯的六樓數據中心去查詢。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把這個數據搞準確。

的確,決策與政策,離開了準確的數據,就沒有科學性可言,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

大會落幕,履職又啟。新一年的委員工作,新的一段征途,新的學習與實踐,又重新開始了。

□朱永新(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說說記者會的那些事兒

即時 | 2019-03-15 10:00

大會閉幕會后,總理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是大會期間各場記者會的“壓軸大戲”,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場記者會。

3月15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舉行閉幕會。根據大會新聞中心發布的消息,閉幕會結束后,預計10時30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會見采訪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這也是本次大會期間舉辦的最后一場記者會。

國務院總理在人大會議閉幕后會見采訪大會的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已是多年慣例。另外,這些年,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大會新聞中心還舉辦多場記者會,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工作機構負責人等接受記者采訪。

近年來,每次大會期間,大會新聞中心舉辦的專場記者會都達十幾場,有些公眾關心的部委,比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外交部等部委的負責人,幾乎每年都會出席大會新聞中心舉辦的專場發布會,回應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

有的部委出席發布會的時間,甚至是“多年一以貫之”。比如,查詢往年的資料可以看到,國家發改委主任一般是3月6日出席記者會,外交部長一般是在3月8日出席記者會。最近幾年,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或者辦事機構負責人出席的記者會,則多在3月10日以后等。

大會閉幕會后,總理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是大會期間各場記者會的“壓軸大戲”,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場記者會。

由于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座位有限,只能容納1000多名記者,因而,每年不等大會開幕,不少國內外記者就“各顯神通”,尋求爭取一張“入場券”。

“入場券”就是記者會的請柬,從這幾年的新聞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每次的總理記者會,都用的是“大會發言人邀請國務院總理……”的表述,因此,請柬的落款往往也是大會發言人。

考慮到不少境外記者專程從國外到中國采訪“兩會”,因此,境外記者在領取請柬,包括獲得提問機會方面,往往比國內記者有些“特權”。有記者曾梳理過,進入總理記者會的境外記者的數量,能達到在場記者的30%至40%。從獲得請柬的記者與采訪大會的記者數量比例上看,境外記者也是高于境內記者的。

拿到總理記者會“入場券”后,對于記者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搶座了。近年來,為了搶一個便于直接向總理提問的位置,不少記者在零點就前往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排隊。到凌晨三四點,就已排起長長的隊伍。為了公平起見,總理記者會現場管理人員也加強了現場管理,在記者進場的前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是嚴禁任何人占座的。

考慮到大批記者都在凌晨前往人民大會堂排隊,多數人都沒有機會吃早餐,最近幾年,大會新聞中心特意在金色大廳邊上的大會堂澳門廳安排了茶點,包括牛奶、面包、咖啡等,在記者可以占座的時間里(一般是上午9點左右)向記者免費提供,從而解決了一大早排隊的記者的“溫飽”問題,受到了記者們的一致好評。

□魯子舜(人大工作者)

委員通道“為地方代言”也是創新履職

即時 | 2019-03-15 08:15

如何把地理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今天上午,全國政協十三次二次會議舉辦最后一場委員通道。全國政協委員、廣西來賓市副市長梁琰表示,“酒香也要靠吆喝”。(3月14日 中青在線)

來賓,一座并不出名的新興城市。這里產什么?有何特色?發展如何?對于很多人來說,知之甚少。可是,如果你看了來賓市副市長梁琰在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的采訪視頻,相信你一定會記住“來賓柑橘”,以及“天下來賓,來者上賓”的城市宣傳語。

在委員通道上,梁琰賣力地為來賓柑橘吆喝,并誠邀各界人士到來賓投資興業。這樣“接地氣”的做法,贏得了無數網友點贊。一面是莊重嚴肅的兩會采訪會場,一面是為地方代言的“硬廣”,梁琰巧妙的將兩者結合,毫無違和之感,甚至顯得特別可愛。

作為來賓市的副市長,梁琰必然要為來賓柑橘產業發展憂心;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梁琰又需要為來賓百姓代言。在筆者看來,梁琰在委員通道“買柑橘”,將任務合二為一,這其實也是一種創新履職,并且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

實際上,細看今年的兩會,我們會發現,與委員通道“買柑橘”類似的“小插曲”并不少見。例如,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在全團審議時“推銷”起民族品牌紅旗車;福建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于偉國在代表團媒體開放日活動上,歡迎全國人民來“全福游”,享“有全福”,向海內外媒體記者推介綠水青山的“清新福建”;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也在一次審議會上號召,“喝沒有污染的茶就到貴州來。”

各地省領導紛紛當起特色產品推薦人,掀起一股兩會“代言潮”。這些“小插曲”如同一股“清流”,在打破兩會嚴肅的氛圍同時,既活躍了氣氛,又拉近官員、媒體、民眾之間的距離,還為地方免費打了個“活廣告”。可謂是,各樂其樂,一舉多得。

“酒香也怕巷子深”。與過去不同,現在的官員除了要凝心聚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還要時不時扮演起“推銷者”的角色。這樣的轉變,主要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消費者“用腳”投票,各地競爭十分激勵,只專注于產品質量,不重視產品宣傳,注定要在市場上吃虧,要想在市場競爭中勝出,就必須尊重市場的游戲規則,而學會打廣告就是其中之一;二是在重要的場合,能否借助媒體的力量為自己發聲,這已經成為檢驗一名官員是否具備良好媒介素養的一道重要考題。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是一句口號,需要官員多在這種場合磨煉,吸取教訓,總結經驗,練就過硬本領。

時代在變,官員履職的方式也要跟著變。不管是副市長委員通道“賣柑橘”,還是縣委書記高空跳傘宣傳旅游,抑或是副縣長直播賣冬棗,其實,都是在創新履職。但也正因為是新事物,因此,民眾還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官員在踐行的時候也難免遭受非議,不過,只要官員為民初心不變,方向就不會錯,輿論也一定會給予最大的支持和寬容。

當然,官員創新履職為地方代言,只是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的一個“助推器”,而產品本身過硬的質量才是“引擎”。只有有了產品過硬的質量打底,官員的代言,才有底氣,才有說服力。(沈道遠)

“先說多說”匯聚更多基層“美聲”

即時 | 2019-03-15 07:33

“聚焦主題,嚴守議程,今年的兩會更實了!”——這是許多代表委員對今年兩會會風的評語。(3月14日《新華每日電訊》)

會風如鏡,折射新時代的新氣象。領導少說,讓基層代表委員先說多說。在有限的審議討論時間中,領導把時間更多地留給了基層的代表委員。今年全國兩會清新務實的會風,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領導少說,讓基層代表委員先說多說”,既是禮讓,更是對基層代表委員依法履職、共商國是的保障。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代表的是人民群眾,基層代表委員肩負著人民群眾的深切厚望,表達的是民意民聲,做到為民代言、為民發聲,成為會場的“主角”,才會無愧于心、無愧于民,無愧于代表委員的神圣稱號。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過越甜。”“人的幸福感、獲得感,并不在于當多大的官、出多大的名,而在于你的心態和價值追求。”基層代表委員們“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發言,來自田間地頭的大實話、真心話,既精彩紛呈又讓人深受啟發。基層代表委員會場上的真知灼見,來自于會前沉下身子深入基層充分調研,廣泛收集民意,挖掘新情況新問題。基層代表委員在深入調查研究、認真思考的前提下,建務實之言、獻睿智之策,把他們一年的思與行,對現實的分析、對未來的期待,帶到這里分享,宛如一首輝煌的交響樂曲。

今年全國兩會上,無論是小組討論,接受媒體采訪,還是參加新聞發布會,都能看到基層代表委員英武挺拔的身姿,聽到他們自信滿滿的聲音。基層代表委員從原先參加兩會時緊張、羞澀、怯場,到現在以一種自信的姿態走向了前排,唱起了“主角”,從原先不發言或者少發言到現在“先說多說”,用心去言說,推動問題解決、助力民生改善,展現的是履職盡責、干事創業、意氣風發的新時代新風貌、新風采。

兩會的舞臺是眾聲和鳴,是聲音的交響。讓基層代表委員先說多說,匯聚更多基層“美聲”,正是這些來自基層最生動、最樸實的聲音,合成了2019全國兩會最動聽的樂章。在高質量的審議討論過程中,智慧在碰撞,共識在凝聚,繪就的是新時代民主法治的壯麗圖景。(向秋)

部長“萌語”表達,傳遞“兩會”話語新風

即時 | 2019-03-14 09:45

【“兩會”作為代表委員參政議政和民情民意上傳下達的平臺與渠道,它的話語風格,其實也是議政質量與民意打撈程度的一個重要觀察窗口。】

據新京報報道,“兩會”即將結束,部長通道上的不少“萌言萌語”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國家醫保局局長胡靜林表示,今年要將打擊欺詐騙保作為醫保工作頭等大事,絕不讓醫保基金成為新的唐僧肉;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茍仲文談到中國足球時說:“中國足球這些年來一直都在低水平徘徊,我們也很著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不減負,學生不高興,學生不高興,就是寶寶不高興,寶寶不高興,后果很嚴重”……

騙保、足球、減負……這些其實都不算新話題,但在“兩會”的嚴肅場合,經由部長們的“萌語”說出來,既讓老話題引發新關注,讓人會心一笑之余,更拉近了“兩會”與公眾的距離。

事實上,不只是部長們的個性表達,近年來的整個“兩會”話語,都明顯越來越接地氣。比如,此前起草者講述政府工作報告背后的故事時就透露:每年總理對報告的語言風格有很高的要求,盡量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明問題。由此也讓政府報告贏得了“上接天線,下接地氣”的好評。

不管是部長們脫口而出的“萌語”,還是政府工作報告的接地氣,都反映出“兩會”話語正在經歷著新的革新——變得更加符合時代表達特征,更加喜聞樂見。

互聯網時代的興起,整個社會的話語體系都在被重塑,新詞、新的表達方式的不斷涌現,也豐富了社會的表達方式。“兩會”話語乃至更宏觀層面的官話系統,自然也不會自外于這種大的社會趨勢。

“兩會”作為代表委員參政議政和民情民意上傳下達的平臺與渠道,它的話語風格,其實也是議政質量與民意打撈程度的一個重要觀察窗口。比如,“醫保不是唐僧肉”,這種說法早就在網絡流傳,它最終能夠進入部長的話語體系,就從側面反映出,主管部門對于現實中的騙保現象已有較充分的了解,這對于增進社會的治理信心,無疑有著重要作用。

從另一角度看,“兩會”話語與網絡話語無縫對接,也增加了相關議題、政策的輿論曝光度,繼而增進了民眾對“兩會”的了解和關注。

部長們活用民間話語,不只是展現出親和的一面,也直接提升了政策的透明度。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打破了民間話語與“兩會”話語、官話之間的隔閡,變得直來直往。毫無疑問,這種大白話的風格不僅受眾樂于接受,也客觀上壓縮了猜疑的空間,讓回應變得更實在。

話語風格的變化,絕不只是表面上的措辭、修飾的刻意為之,也離不開背后的治理進化的支撐。一方面,主政官員能夠以民眾喜聞樂見,或者說就是民眾的話語來回應社會關切和痛點,離不開對于民情民意的務實打撈;另一方面,學會用民眾的方式“說話”,不裝、不端,也是站穩為民立場的重要一步。

一套與民間話語沒有隔閡的“兩會”話語,是廟堂與江湖共振的直觀體現。當然,這種話語新風,不應該只體現在“兩會”會場,更需要傳導到更多的地方和部門,形成一種主政、治理的常態。比如,講話、通報,少一點官話、套話,多一點大白話、百姓話;回應輿情,更及時、更接地氣;政策出臺,更高效的打撈民眾意見……如此,“兩會”話語新風,才會升級為治理新風。

東南網評:飲水思源,讓老區蘇區脫貧奔小康

即時 | 2019-03-13 09:47

1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的審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做好革命老區、中央蘇區脫貧奔小康工作。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要飲水思源,決不能忘了老區蘇區人民。要梳理排查、抓緊工作,確保老區蘇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一個都不掉隊。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找到問題根源,增強脫貧措施的實效性。(3月10日 新華網)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老區蘇區人民充滿深情厚誼。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關心老區蘇區的發展,在多次考察和講話中強調老區蘇區的脫貧攻堅問題。他指出,革命老區是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從哪里走來的,永遠都要從革命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區人民為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犧牲和貢獻,我們要永遠珍惜、永遠銘記。牢記殷切囑托,義無反顧扛起老區蘇區脫貧奔小康重任,在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保障扶貧和搬遷工程扶貧等方面精準發力、多管齊下,才能確保如期保質保量完成脫貧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脫貧攻堅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截至去年底,全省農村扶貧開發對象從數百萬人減少到4286人;累計完成易地扶貧搬遷改造任務170萬多人,整體搬遷7200多個自然村。如今,脫貧攻堅難啃的“硬骨頭”集中在山區,同時也是革命老區。剩下的貧困戶中,有45.76%是因疾病而貧的,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實現穩定脫貧難度較大。飲水思源,不忘老區。確保老區蘇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一個都不掉隊”,這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和使命擔當。

實現不讓任何一個困難群眾掉隊的承諾,關鍵是因地制宜,抓住精準扶貧、精準施策,把講實效作為首取。在老區蘇區,充分挖掘農業文化遺產、紅色資源的價值與優勢,打造“旅游+文化+產業”,以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促進鄉村振興,增加農民收入,是農民脫貧攻堅的有效途徑。根據不同村落的資源條件,發展不同產業,破解“空心村”難題,培育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根據每個貧困戶的自身特點,找到問題根源,有針對性地開展幫扶,才能保證脫貧質量。如長汀縣策武鎮南坑村,大力發展生態產業,建設綠色村莊,昔日“荒山”已成“綠洲”。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加快老區蘇區發展,要有長遠眼光,多做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相協調相促進的文章。如浦城縣楓溪,致力打造“最美畫鄉”,大做山水“文章”,為脫貧攻堅注入了新活力。一手做鄉村旅游的開發,一手發展高山大米、蔬菜、茶葉等特色產業,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在鄉村振興中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一個不落下。

打贏蘇區脫貧攻堅這場硬仗,強化責任是關鍵。全省上下要進一步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形成強有力的組織保障體系。敢于擔起責任,就意味著要敢于硬起手腕整治當下存在的不良現象。如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還有群眾反映強烈的“虛假式”脫貧、“算賬式”脫貧、“指標式”脫貧、“游走式”脫貧等問題,是脫真貧、真脫貧的大敵,直接影響脫貧效果。對這些不良現象必須“零容忍”,采取綜合措施堅決克服。(東南網評論員 張鐸木)

建立無償獻血志愿隊應對血荒具有破題之效

即時 | 2019-03-13 08:25

目前仍然有大量的病人急需臨床等待輸血,部分城市偶發“血荒”。在這場與死神賽跑的道路上,如何讓更多的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來,挽救更多的生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王海京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他正在致力于在全國各大城市推動無償獻血志愿服務隊伍的建設,以隨時應對可能出現的“血荒”。(3月11日《北京青年報》)

時下,臨床醫療所需要的大量血液,其采集來源主要源于無償獻血。經歷了有償獻血、義務獻血和志愿獻血三個階段,無論從確保血液的安全性,還是維護正常的用獻血秩序,以及基于維護公序良俗和社會道德,無償獻血都是最可靠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實施已經20周年,無償獻血已有了堅實的制度支撐和群眾基礎,根本上解決了醫療用血的問題,成效突出而明顯。

不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階段性、區域性和局部性的“血荒”現象還是普遍存在,“躺在床上等血救命”的狀況還時常發生,比如據媒體報道,2016年春節出現季節性血荒時,南京鼓樓醫院每天都要停掉30%左右的手術,脊柱外科停掉了80%的擇期手術,不少患者從年前等到了年后,一位15歲的小患者因為沒血,手術停了三次,只能苦苦等待。世衛組織認為,無償獻血人數占到國家總人口的1%-3%才能滿足基本的供血需求。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1年中國無償獻血人數占總人口0.9%。整體供血數量不足且有待改善的情況下,解決季節性和階段性血荒就需要采取更具有針對性的措施。

無償獻血者固然基數較大,但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加之醫療用血存在階段性的緊缺,在不同的季節、時間段因為用血量的激增而引發血荒,包括遇到重大災害或者緊急事故,臨時性用血量比較大時,需要建立一支常態而穩定的獻血隊伍。“召之能來,來之能獻”,迅速動員和召集相當數量的志愿獻血者進行獻血,使之扮好先鋒隊和突擊隊的角色,在短期內有效緩解用血需求,達到救急與救命的效果。

在此基礎上,通過穩定的志愿者隊伍建設,可以起到以點帶面的擴散效果。某種意義講,一個志愿者就是一個無償獻血的示范者、帶動者、宣傳者和擴散者,一方面,其可以通過以身作側和率先垂范,去影響和帶動身邊更多的人參與;另一方面,志愿者除了定期獻血和應急救急外,還可以義務宣傳無償獻血的法律法規等相關知識,讓更多的人知曉無償獻血的積極意義,使得社會互助成為聚凝更廣泛的共識,通過提升思想境界而不斷夯實無償獻血的社會基礎,讓更多的人從“要我獻”到“我要獻”的積極轉變。

志愿工作具有志愿性、無償性、公益性、組織性四大特征,志愿者這種助人與互助的屬性, 與無償獻血的公益性結合起來,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優勢而起到極強的推動力。志愿者的志愿性增強了工作的主動性,而無償與公益的內涵要求又與無償獻血的本質高度統一,志愿者自身的組織力與集體組合所形成的合力,可將無償獻血的內生動力與外部推力發揮到最大化。之前,在重大害難發生后需要緊急獻血時,志愿者群體成為應急的第一選擇,也起到了兜底之效。不過,此志愿者群體屬于“大志愿”的范疇,與建立細分化、專業化和固定化的無償獻血志愿隊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建立由紅會組建的“嫡系部隊”,屬于專業組織的細分與協同,此種創新與探索有望形成鯰魚效應,對應對和緩解血荒具有破題之效。(堂吉偉德)

真正貼近民生的提案都是用腳走出來的

即時 | 2019-03-12 11:30

在我今年準備的提案中,每個提案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每個提案都有著大量的調查研究,每個提案都是用腳走出來的。

今年準備的提案比較多,由于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要求減少數量保證質量,反復篩選,只保留了其中部分提案。

關于設立國家閱讀節、建設書香中國的提案,其實我從2003年就開始提出了。

我認為,設立國家閱讀節確實很有必要:這些年來,從航海日到農民豐收節,國家批準了不少新的節日,也是“因事而化、因勢而新”。雖然現在有了所謂的“世界讀書日”,但這其實是翻譯上的烏龍,“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的正確翻譯應該是“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因為我們將其錯譯為“世界讀書日”,導致一方面我們相對比較重視閱讀,而忽視了出版、版權與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未能更集中、更深入地推動閱讀相關工作。設立國家閱讀節,與其意涵大不相同。

更重要的是,4月23日紀念的是兩個外國作家,與中國毫無關系。我們提出把孔子誕辰日9月28日作為國家閱讀節,有非常充分的理由。閱讀,是一個國家最有效、最直接、最廉價的提升國民素質、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路徑。

關于處理好公辦園與普惠園關系的提案,來自于我和中國教育30人論壇成員楊東平教授的一次通話。我問他:預計今年兩會教育方面的熱點是什么?他認為是公辦園與普惠園的關系問題。提案需要關注熱點民生問題,想到前不久一些地方出現了粗暴地停辦民辦園,強制民辦園轉為公辦園等做法,引起了民辦教育界和社會的焦慮。于是提出盡可能用區間性的指標柔性管理,不要為了80%的公辦園和普惠園的目標而關停并轉民辦園的提案。

關于完善學習類APP進校備案工作,促進互聯網教育健康發展的提案,也是經過了比較深入的調研。由于近年以來青少年視力的下降以及網絡有害信息的泛濫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有關部門出臺文件要求“嚴禁學生將個人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帶入課堂,甚至出現了不允許學習類APP在校園內使用的規定”。

這半年,我正在修訂新作《未來學校》書稿,直覺認為“一刀切”不符合教育發展的方向。為此專門去某著名互聯網教育公司進行深度調研,與部分互聯網教育的負責人交流,發現互聯網教育對于提升邊遠地區的中小學教學水平,推進教育公平,對于提高學生學習效率,減輕課業負擔的確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寫出了對學習類APP絕不能搞“一刀切”式的簡單粗暴監管的提案。

其他如《關于發展中國特色的“特許學校”》《用技術創新推進脫貧攻堅》《關于用高科技導盲設備逐步替代盲道建設》等提案,每個提案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每個提案都有著大量的調查研究,每個提案都是用腳走出來的。

□朱永新(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連續5年表決法律草案全國人大充分激活立法權

即時 | 2019-03-12 11:29

自2015年起,每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至少表決通過一部法律,這也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被更充分地激活。

3月9日下午,舉世關注的外商投資法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

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第一個春天,這部外資“三法合一”的重要法律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意義重大。它不僅將給外商投資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更彰顯了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促進外商投資的決心和信心。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后,為吸引外資,中國在法治百廢待興的情況下,首先頒布實施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為外商投資提供法律保障。1986年和1988年,又先后出臺了《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這三部法律被統稱為“外資三法”。

在30多年前的中國,外商投資領域的法制健全程度可以說是領先于多數領域的。然而,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外資三法”不適應實踐之處日益明顯,從本世紀初,“三法合一”的呼聲就開始出現。

為此,全國人大啟動了外商投資法的立法工作,去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張業遂公開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計劃制定一部新的促進和保護外商投資的基礎性法律。

外商投資法立法一個引人之處是,今年1月29日至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打破雙月底開會的慣例,加開了一次常委會會議,而這次會議的核心議程,就是二審外商投資法草案,并決定將法律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這也足以說明,這部立法的重要性和立法的緊迫性。

從這兩天各代表團的審議情況看,代表們對制定外商投資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對草案的基本內容也都表示贊同,同時,也結合實踐調研,提出了大量修改建議。大會法案組正在晝夜加班,反復研究每一個代表提出的修改完善建議。

據了解,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外商投資法草案又進行了多處重要修改,法律草案已基本成熟,如無特殊情況,充分吸收了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的外商投資法草案將有望如期提請本次大會的第四次全體會議表決。

值得一提的是,這已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連續第五年在全體會議上表決法律草案,這也進一步體現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自身立法權的重視。

依據憲法和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但前些年,全國人大立法權行使得不夠充分。自2015年起,每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都至少表決通過一部法律,這也讓全國人大的立法權被更充分地激活。從近年來的情況看,這對地方人大立法也發揮了很好的引領示范作用。

□魯子舜(人大工作者)

用“三嚴三實”書寫時代的“中國答卷”

即時 | 2019-03-12 09:29

5年前的3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三嚴三實”要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3月9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5年來,廣大黨員干部自覺踐行“三嚴三實”的行為準則,以嚴和實的精神砥礪黨性、錘煉作風、磨煉意志、鍛煉本領,黨風政風民風持續好轉,全社會形成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凝聚起上下同心、團結奮進、實干興邦的磅礴力量。

“三嚴三實”強化宗旨意識。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盡管時代變了,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三嚴三實”如同一面鏡子、一把尺子,要求黨員干部清楚“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三嚴三實”堅定黨員干部宗旨意識,幫助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正確看待和運用權力,做到清正用權、秉公用權。要求黨員干部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時刻把群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困,努力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三嚴三實”強化扎實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需要很高的工作標準,很扎實的作風。“三嚴三實”是我們黨作風建設理論的重要發展成果,進一步深化了對作風建設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內在自覺與外在約束的辯證統一,為深入推進黨員干部隊伍作風建設樹立了新標桿。“三嚴三實”告誡黨員干部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要求對不良苗頭堅持抓早、抓小、抓常,做到早打“預防針”、常敲“警世鐘”,成為根治“四風”及“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問題的良方。廣大黨員干部踐行“三嚴三實”要求,使嚴和實成為一種習慣、化為一種境界,從嚴治黨的氛圍更加濃厚,辦實事、辦人民滿意的事情成為了各地黨委政府、廣大黨員干部的工作導向。

“三嚴三實”強化擔當精神。“三嚴三實”崇嚴尚實,強調黨員干部謀事為政的擔當,體現了我們黨追求卓越、擔當有為的精神品質。擔當就是責任,黨員干部是黨執政為民的骨干,肩上責任重大,擔當義不容辭,要錘煉堅強的黨性,練就過硬的擔當本領。廣大黨員干部要樹立強烈的事業心和進取心,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上帶頭領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勇于作為,做到發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法治有新思維、從嚴治黨有新局面,努力干出無愧于人民的新業績,干出中國發展的新輝煌。

“滴水穿石,一滴不可棄滯。”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越是攻堅克難的時刻,越要踐行好“三嚴三實”,把嚴和實的精神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去,以清風正氣贏得民心,用發展實績造福百姓,奮力書寫更加精彩的“中國答卷”。(向秋)

就業優先政策背后是民生幸福“加碼”

即時 | 2019-03-08 10:56

全國兩會召開前,《中國青年報》開展了一項“2019全國兩會青年期待”調查,結果顯示,教育(79.8%)和就業(77.1%)是受訪者最期待的兩會議題。3月5日,這一青年期待得到了分量十足的回應。在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業優先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駕齊驅。“就業”二字由傳統民生版塊升級為宏觀調控內容。(3月7日《中國青年報》)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有一個詞異常吸引大家的眼球,那就是“就業優先”。以往,就業一直存在民生領域,今天,把就業放在宏觀調控的領域,不但強化了就業之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更凸出的是對就業背后民生幸福的“再加碼”。

就業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我們不難知道,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理上需要”,更簡單地說這就是生存的需要,而處于社會這個環境中,要實現生存的需要,就需要通過就業的方式讓勞動力、智力轉換為生存的資本。

就業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一個人有了工作,就容易安定,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更是一種“勞動致富”的奮斗精神,也是實現整個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

就業是國家全面發展的重要支撐。如今的就業形勢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經濟數量增長,更是專項了質量型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的供需和就業問題也出現了新的變換,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業優先既是一項民生舉措,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發揮出重要的經濟支撐效果。

當然,要實現就業優先就需要在就業政策上發力,確保就業的穩定,更要在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改善就業環境,提升就業質量上下功夫,讓“優先就業”為勞動者參與國家發展打開一條“快車道”。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業已經不單單是一個人的就業問題,更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把民生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彰顯了“最大民生”。(婧藍)

“教育懲戒權是公權”,指向的是規范行使

即時 | 2019-03-08 09:51

【落實教育懲戒權不能泛泛而談,一邊是概念化的懲戒教育,一邊是籠統的不能體罰和變相體罰,老師處于兩難之中不知如何處理的現狀,宜盡早終結。】

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接受采訪時表示:這次向兩會提出修改《教師法》的議案,《教師法》要明確寫清楚教師具有教育懲戒權。他認為,教育懲戒權屬于公權范圍。教育懲戒權有其特定的含義,不含體罰、打罵、辱罵,對其理解要準確。

給教師懲戒權的討論由來已久。但在現實中,對于教育懲戒權如何具體操作實施、尺度如何把握,這些具體環節仍存在模糊和爭議之處。在很多師生沖突中,教師認為那是合理懲戒,家長和輿論卻認為是體罰。在此語境下,懲戒教育往往會演變為師生個人恩怨。

因此,我認同周洪宇代表說的“教育懲戒權屬于公權范圍”,將懲戒教育學生歸于公共事務,也確有必要。

而將教育懲戒權歸于公權,就應有明確的適用范圍、調查處理程序、監督機制。

首先,要對懲戒教育進行明確的制度規定。明確學生的哪些不良或違規行為,可以受到怎樣的懲戒。其次要根據規定,調查學生的不良行為、違規行為,舉行聽證會,根據調查結果對學生進行懲戒。再次,對學生進行懲戒教育時,要公開透明,接受師生、家長監督。

具體而言,對于發生在校園中的學生違反校規行為,應由學校的學生事務中心對其進行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進行懲戒,而不是直接由發現違規行為的教師、班主任進行懲戒。由學生事務中心進行調查處理,也就是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規則教育。這就如抓到小偷之后,不能毆打小偷,對小偷施以“私刑”,而必須交給警方進行處理。

去年,教育部、公安部等11個部門聯合制定并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方案提到要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這就是把對學生違規行為的調查、處理,納入法制軌道。

這里面,還應對學生的違規行為性質加以區分:若是涉及違法,那就可由學校直接報警,由警方介入調查、依法處理;在警方處理之后,再由學校按校規進行處罰……總之,就是教育的歸教育、行政的歸行政、法律的歸法律。

若是發生在課堂上的學生違反秩序行為,則應賦予教師直接批評教育學生的權利,而不是任由學生破壞教學秩序。至于具體懲戒教育方式,也需要明確細化:如在課堂上高聲喧嘩,出現第一次,教師可以口頭警告;出現第二次,教師可以叫學生站起來;出現第三次,教師則可以將學生請出課堂。在制定課堂懲戒教育規則時,不妨公開征集家長、學生等多方意見,得到其認可。

總之,落實教育懲戒權不能泛泛而談。一邊是概念化的懲戒教育,一邊是籠統的不能體罰、變相體罰,老師處于兩難之中不知如何處理的現狀,也宜盡早終結。鑒于此,在“兩會”代表委員呼吁之外,也需要相關部門立足我國教育實際,推進相關方案的建立、細化和實施,在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需求中達成共識。

□熊丙奇(教育學者)

高職擴招100萬人,也是改變就業供給端結構

即時 | 2019-03-08 09:49

【一邊是很多人就業難,一邊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結構性失業問題需要來場“供給側”改革。】

今年全國“兩會”上,職業教育與技能人才培養,成了備受關注的議題。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要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在3月7日的記者會上,財政部部長劉昆也表示,今年擬安排就業補助資金539億元,同比增長14.9%;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專項資金237億元,同比增長26.6%。

高職擴招不稀奇,但擴招100萬人,顯然超出了很多人意料——其擴張規模之大,實屬罕見。有數據為證:近幾年來,我國普通專科招生人數確實是與“年”俱增,2016年是343.21萬,2017年是350.74萬,2018年為368.83萬,但只能說是“漸增”。2019年直接擴招100萬人,堪稱“猛增”。

正因如此,業界解讀時直接用上了“前所未有”字眼,還有專家稱,這預示著職業教育的一場“大變革”,高職院校行將迎來暖春。

乍看起來,很多高職院校已連續多年陷入“生源危機”,這會反向掣肘擴招100萬人目標的實現。但擴招100萬人,顯然是將“招生”跟“穩就業”目標打通考量。正如教育學者姜大源所說,高職生源要從穩就業出發,從實體經濟發展急需的技能人才出發,而非簡單從應屆生源考慮。在他看來,農民工2.87億、退役軍人0.57億、殘疾人0.85億,這些人都需要掌握一技之長,穩定就業。

從政策口徑看,高職院校擴招的“箭頭”,對準的也不只是高中畢業生。“鼓勵更多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高職”,指向性很明顯:高職生源要穩固“基本盤”,還要挖掘增量;高職院校定位也會改變,在為應屆學生提供學歷教育外,還將為更廣泛的社會群體提供就業導向的教育服務。而職教質量提升專項資金同比增長26.6%,則為大幅擴招提供了資金支持。

無論是高職擴招100萬人,還是職教質量提升專項資金增加,都是應時順勢的政策舉動。本質上,這是政策層面針對“結構性失業”的靶向發力。

一邊是很多人就業難,一邊是高技能人才短缺——時下,“結構性失業”的問題正日益突出。人社部2018年的數據就顯示,我國技能勞動者超過1.65億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萬人,僅占就業人員總量的6.2%。

全國政協委員楊成長日前的說法,則對當下的結構性失業作了“補充說明”:我國當前正面臨特有的“白領過剩”問題,“從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實際上我們更需要技工、熟練工人和工程師,但這部分人群占比卻比較少”。

這就需要以“供給端”的優化彌補人才供需的結構性失衡。在這里面,擴大高技能人才的供給規模不可或缺。而以產教融合為特點、職業技能獲取為直接目的、具有“技能學歷 就業”套讀模式的職教,也理應用職業教育為更多人“加持”,包括為低技能勞動力“充電”,以對接市場對高技能人才的現實需求。

所以說,高職擴招100萬人,不單是著眼于高考生源各錄取層次的平衡,更是穩就業“棋盤”里的重要落子。只有將含高職在內的職業教育充分激活,由其輸出更多高技能人才,這既能在未來解決“結構性失業”,同時也是結構性增加就業供給,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撐。

□仲鳴(媒體人)

加快建立政府公共數據開放制度

即時 | 2019-03-08 09:49

【為提升公共數據資源利用率,加速政府公共數據開放已成全球趨勢。】

信息時代,數據已成為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全新驅動力。政府機關往往掌控一國最豐富的數據資源,無論在數據的數量、質量或種類上,均占絕對優勢。放眼全球,為提升公共數據資源利用率,加速政府公共數據開放已成趨勢。

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也不斷進行政策儲備,并將政府數據開放提升到“國家戰略”地位。2015年以來,國務院陸續出臺相關政策,如《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明確提出“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整體要求,明確政務信息應“以共享為原則,不共享為例外”,將“形成公共數據資源合理適度開放共享的法規制度和政策體系”作為中長期目標。

總體來說,我國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政策已初步形成。實踐中,多個部門也結合自己的行業特性,推出了具有針對性的數據開放和共享政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但政府數據開放機制建設仍有較大進步空間。比如,在思想觀念上,仍有些部門對于公共數據開放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認識,不愿將掌握的數據與其他部門及公眾進行共享。在制度建設上,雖然旨在推進公共數據開放的政策性文件頻繁出臺,政策導向明顯,但缺乏配套的剛性制度約束。

另外,數據開放全過程的質量管理體系也有待建立。各部門對數據質量的要求是自發性且分散的,數據質量參差不齊,數據的更新頻率也難以得到保障。

鑒于此,我提出幾點建議:首先,要加強對數據開放政策的推行力度,將公共數據開放作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環節。觀念的轉變是推動政府數據開放的內源性動力。所以,不妨盡快在指導思想上實現統一,明確公共數據開放的意義,將為公眾提供便利、高質量的數據資源作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環節。并盡快探索相應激勵機制,如將政府數據開放納入績效考核體系,督促政府機關積極推進數據開放機制建設。

其次,要加強公共數據開放頂層設計,加快構建公共數據開放法律框架。我國政府數據開放現狀屬于政策推動,實踐先行,立法相對滯后。鑒于政府公共數據公開屬系統工程,有必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規方式構建公共數據開放的基礎法律規范。

比如,建議利用好當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修改的契機,為政府數據開放實踐先期提供迫切需要的制度支撐,確立政府數據開放的基本原則和框架性規則。再如,適時制定專門立法,明確公共數據開放的目標、原則、范圍、程序,明確數據開放的內容和標準,并對數據開放平臺、數據格式、數據質量等問題作出規定。

再次,要加快建設國家級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為社會公眾獲取公共數據提供便利。下面幾個方面尤其要做好,在數據開放范圍上,應秉持以開放為原則不開放為例外,在確保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前提下,最大限度開放政府數據。其中,應優先開放市場主體和民眾迫切需要且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的數據類型以及高價值、低敏感、數據量大的民生公共數據等。

在數據開放的方式上,實現數據開放的標準化,要求政府數據應滿足完整性、準確性、可機讀性、可訪問性等最低標準,確保數據能夠以合理的成本被完整獲取,便于社會公眾對其進行直接利用。此外,還要創設用戶友好型的政府數據開放平臺,根據數據類型進行有效整合,為訪問者提供便利的檢索和下載功能,通過不斷優化的用戶體驗提升數據的使用效率。

□朱新力(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原院長)

打好“鐵算盤”,壓減不必要財政支出

即時 | 2019-03-08 08:48

【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對產業的財政補貼,抑或民生領域的支出,也都要“不該花的錢一分不花”,“花在刀刃上”,讓財政支出結出豐碩的果實。】

3月7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記者會,財政部部長劉昆,副部長程麗華、劉偉就“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相關問題答記者問。劉昆表示,今年要當好“鐵公雞”,不該花的錢一分不花;打好“鐵算盤”,把該花的錢抓好,花在刀刃上。

就在此前,政府工作報告宣布啟動大規模減稅,據估算,總體減稅規模超過兩萬億。減稅固然是政府送給社會的大禮包,讓個人和企業受惠。但從政府角度看,也意味著收入來源的減少。在目前財政支出規模龐大,尤其是民生支出剛性增長的當下,要想維持財政收支平衡,花好用好每一分錢,絕非易事。

不過,當好“鐵公雞”,打好“鐵算盤”,可說是為如何花好用好每一分錢提出了要求,指出了方向。

對于政府自身而言,意味著要盡量讓財政資金用之于公,減少政府自身支出對于資金的占用。因此,當好“鐵公雞”就還得繼續在行政性事業支出上花更多心思和努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不必要支出要大幅裁減。以2018年為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2.09萬億元,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長率不相上下——一個8.8%,一個8.7%,但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18.82萬億元。在這個龐大的支出中,還有多少可壓減的空間,自然需要調查清楚。

事實是,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仍然未繃緊精打細算的“弦”。據經濟參考報報道,西部某城市在高速出入口附近建起了十余米高的假山疊瀑群,占地近30畝,人造水系長100余米。工程中標公告顯示,這一工程投入建設資金超過1.59億元。而該地主要領導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稱,“出入口景觀提升工程,讓千年古城煥發新光彩”。類似的拿財政資金不當自己錢而亂花的現象,在不少地方還存在,比如在景觀工程等領域都或多或少存在。

因此,對于地方財政支出還需做好推進全口徑政府預算管理工作,即地方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納入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從而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總量、結構和管理活動。只有做到全面規范透明,才能讓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把精打細算的弦繃起來。

此外,對于產業的財政補貼需更多地考慮收入比問題。據wind數據統計,A股上市公司2017年所獲政府補助總計1302億元,占上市公司利潤總額的約2.9%。而且財政補貼的范圍還呈逐漸擴大之勢。但財政補貼也是一把“雙刃劍”,該補什么不該補什么,對于一家企業,一個產業從什么時候開始補,什么時候不再補,也都該有一個科學、合理的計算規則。如此,才算把財政支出真正“花在刀刃上”。

因此,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對產業的財政補貼,抑或民生領域的支出,也都要“不該花的錢一分不花”,“花在刀刃上”,讓財政支出結出豐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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